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此时甘肃刚刚平息拳乱，军费尚且没有着落，况且这些在洞里藏着的破烂古籍呢，藩台衙门的回复异常简洁明了，没有经费。于是叶昌炽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一九零四年五月执行了这条命令。在其后的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然而他没有。
此间，王圆箓甚至冒死给老佛爷慈禧写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然而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庚子之乱的京城依然一片狼藉。哪里还有时间理会这么个小人物，乃至于犯上杀头这种事都懒得管了。
斯坦因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斯坦因与他从驿站临时募集而来的寻宝团队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敦煌藏经洞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从敦煌藏经洞搬出的成捆古代文书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王圆箓（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约光绪二十 三（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寺”。王道士，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箓在三层楼莫高窟第16窟新绘的《西游记》壁画前
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
敦煌藏经洞内供奉的洪辩禅师像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莫高窟门口的王道士墓塔
且不说一个世纪前的王道士保护文物有功，至少他四十年如一日，辛劳为公，虔诚信仰，一贯始终。历史并没有记载王道士私自占用了出卖老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们装进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