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日军挟占领武汉之声势，继续南下。在抢占湘北重镇岳阳后，继续进逼长沙。按照国民政府焦土抗战的战略，守卫长沙的国军随时准备焚城。
11月12日晚，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接到日军抵达新河的错误情报，又联系不上警备司令部核实信息。于是认为警备司令部已经撤离，于是贸然下令放火焚城，事实上日军当时才到新墙河。
这一把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全市近9成的房屋被烧毁。由于是在夜间，被烧死的群众不计其数。在大战尚未展开时，自己就乱了阵脚，人为造成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火灾，实为指挥混乱之人祸。
二、保卫长沙连战连捷。
1939年9月，随着二战全面爆发，负责湖南江西战场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相当活跃，严重威胁日军所占领的武汉。于是日军决心发起长沙会战，打开进攻西南大后方的门户，瓦解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同时将鱼米之乡的湖南，变成日军的资源供给地，以战养战。
当时，长沙一带的国民军队计6个集团军18个军49个师，总兵力30万人。而日本则集结6个师团10万兵力，从湘北、鄂南、赣北三个方向直扑长沙。
从9月中旬开始，双方短兵相接，中国军队凭借有利地势且战且退，并给予日军以重创。到10月上旬时，两军在长沙城郊外再次展开激战。中方宣称毙伤日军4.2万人，伤亡惨重的日军只得仓皇后撤。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一直追到新墙河南岸，恢复到战前形势。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能取得胜利，主要还是日军过于轻敌所致，10万军队兵分三路，就想在400多公里的广阔战场上围歼30万中国军队，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两年后的1941年，随着日美交恶，急于重挫中国军队，以抽调兵力转战太平洋的日军，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保卫战。
当年9月7日，日军再次投入4个师团十万人发起进攻。由于汩罗江南岸战场距离后续部队太远，日军渡河后以逸待劳，将先后到达的国军各支部队各个击破。到9月27日，日军一部进入长沙，另一部进入株洲，看似胜券在握。
缓过神来的第九战区陆续调集了10个军的主力，一边威胁进犯长沙日军侧翼，一边截断日军后勤补给。乱作一团的日军只得北撤，中国军队立即展开追击，把日军又一次赶过了新墙河。
这一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除了正面顽强抵抗，侧后方截断日军补给，是胜利的关键。
三、天炉战法大胜扬威。
第二次长沙会战不到两个月，日军再一次投入7万兵力进犯长沙。这一次薛岳吸取上次的教训，制定了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在指定区域围歼日军的“天炉战法”。
1941年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中国军队按计划边打边撤。但是由于日军推进太快，合围部队并没能及时形成合围态势，日军直接到达长沙城下。但在守城的第10军和第73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连攻三天没有攻下。
这时，第九战区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包围圈即将形成。见势不妙的日军连忙后撤，中国军队趁势掩杀。由于当时天雨泥泞，道路难行。原本计划四天撤回的日军，走了九天才回到新墙河以北，一路上损失惨重狼狈不堪。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采用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虽然没能在预定的捞刀河一带实现合围计划。但最后在长沙城下，凭借第10军的坚守，仍然达到了中心开花的战术意图。如果不是日军清醒溜得快，全歼日军不是没有可能。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大胜后，罗斯福给蒋中正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向中国援助5亿美元贷款。还通过美驻华司令官史迪威，授予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一枚美国勋章。
四、轻敌骄兵失守长沙。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的日军，决心打通从越南经中国、朝鲜到本土的陆上交通线，来替代海上航线。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所以此次“一号作战计划”日军非常重视，投入的兵力多达50万，仅用于湖南和广西战场的就有36万，连过去不太重视的后勤保障也做了精心准备。
但第九战区从司令官薛岳到各级官兵，却还沉浸在三次长沙保卫战胜利的喜悦和骄傲中不能自拔。认为日军三次失败，不敢再犯长沙。盲目乐观和轻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作丝毫准备，连重庆方面的备战电令也置之不理。
5月26日，日军分三路再次进犯长沙。第九战区按照“天炉战法”策略，边打边退，把日军引向纵深。但日军早有防备，集中主力于两翼，保护中部部队推进。加上此次日军孤注一掷兵力雄厚，“天炉战法”失效，日军于6月16日到达长沙开始攻城。
当时薛岳率领司令部已撤往耒阳，只留下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指挥守城。但赵子立并非薛岳的亲信，根本指挥不动守备长沙的薛岳嫡系第4军军长张德能，所提出重兵把守制高点岳麓山的建议也无人采纳。结果，日军首先攻占岳麓山，居高临下猛烈炮轰中国守军阵地，仅四天时间就攻陷长沙。
就这样，曾经苦守了五年之久的抗战名城，最终落于敌手。其责任主要是薛岳为首的第九战区上下官兵，被前三次胜利冲错了头脑，骄傲轻敌故步自封，在布防上严重失当，从而使得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血拼胜利前功尽弃。
（参考资料：《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长沙会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